农民工与博士后平等自由迁徙需有制度保障

农民工与博士后平等“自由迁徙”需有制度保障

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5日开幕，温家宝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逐步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常住人口，为人们自由迁徙、安居乐业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出现“自由迁徙”，引发热议。　　“逐步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常住人口，为人们自由迁徙、安居乐业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这是“自由迁徙”概念的核心内涵，表明它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与公共服务的覆盖问题、与居住与就业等制度的公平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是非常重要的指向维度。　　现在大家都知道，户籍制度与依附于其上的公共服务及社会保障制度是自由迁徙的根本障碍。因此，如何实现制度保障已经成为了人们讨论的核心话题，制度设计成为再也无法拖延的任务。但是，纵观目前从中央到地方的种种说法，强调条件、有序、渐进是最为突出的话语。应该指出的是，条件、有序、渐进的确是必须的。但是在目前的公共语境中，这些话语又最容易成为使改革迟缓、不彻底甚至变形的决策性思维。问题的关键在于，在维护宪法尊严、保障基本自由的价值观念上，远未真正实现全社会的价值认同。　　中国城乡户籍制度最实质性的问题就是与宪法所规定的公民自由权利和平等权利相悖，人为地制造了延续大半个世纪的国民身份的不平等。大半个世纪以来，有多少问题因此而产生，值得我们一一反思。时至今天，据统计通过户籍管理而产生的城乡之间福利不平等仍然多达60多种。没有深刻的价值认同，一切都可能只是功利的权宜之计，制度设计的公平与正义难免要大打折扣。　　户籍制度改革的根本核心，在全国统一的制度层面上实现公共福利与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实现国民身份的平等、公平与正义。具体来说，就是要在制度设计上使公共服务、社会福利保障覆盖全体社会成员，所有社会成员公平地承担义务、公平地享受服务与保障。这才是制度保障的核心关键。所谓的条件、时机、渐进，都应该紧密围绕这个核心来谈。否则，所谓改革很容易沦为功利的权宜之计。　　至于广东自2009年开始试行的“积分入户”政策，有代表和学者认为是推动自由迁徙的成功经验。从公开的层面上打破户籍坚冰、推动户籍制度改革的角度来看，应该肯定这种尝试有其积极的象征意义。但是，必须看到的是，所谓的“积分入户”，说一千道一万，无非就是以学历、技能、获官方奖励、年龄等等细化积分加上极其苛刻的限额制，实现农民工精英的跳龙门。　　其实，从根本上说，所有这些积分条件、门槛与实现宪法规定的自由与平等从精神实质上说是背道而驰的。一个公民是否有权利获得某一城市的户籍与他的技能水平根本没有逻辑上的合理关系。正义与公平显然不应该建立在形式上合理的弱肉强食的基础上。值得追问的是，那些弱势群体中最需要获得医疗保障，最需要减免小孩入学的学费的低学历、低技能、无奖励者，难道他们在这种“公平”的博弈中就注定是永远的落败者吗？在户籍壁垒和业绩壁垒的双重夹击下，他们的出路何在？　　至于北京最近推出的“市属博士后的子女可就近上学和上幼儿园”，与积分入户相比，其不公平与不合理之处更为明显。　　积分入户或许是现实状况下的权宜之计，作为一种试图将要推广的经验还有诸多需要改善的空间。如何保障城镇公共服务均等化，保障农民工与博士后都能平等“自由迁徙”，对地方对中央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作者系知名广州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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