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征服者精英与皇亲【求医】

发布时间：2021-01-14 17:09:42 阅读：次来源：贵妃榻厂家

征服者精英在逐渐演变为一个在法律上与被征服的汉族相隔离的集团。它在大清的统治中，特别是（但不仅仅是）在新并入帝国的东北和内亚地区的管理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八旗贵族虽然也出任文职官员，但更主要的是把持内廷要职，以此为皇帝出谋划策。他们的职权既与掌控外朝的汉族文士的职权有重叠，又是对后者的一种补充。这种二元政治是大清帝国强权统治——它来源于征服政治学——的另一个方面。

清代社会的第一个重大分野是旗人与普通百姓的分野。正如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所显示的那样（参阅下文），这种分野不是种族性的，而是政治性的，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分野。领土的扩展把新的族群带进了征服者精英集团。一些族群（如喀尔喀蒙古）被编入旗籍，其领袖人物的贵族头衔得到了皇帝的认可。另外一些族群（包括藏传佛教的活佛和穆斯林的阿訇）则以清政府确认他们的精英地位作为交换条件而归顺了大清。

虽然征服者精英在有清一代一直是一个特权集团，但 1722年后宫廷视点的变化促发了精英内部自我认同的变化。在此之前，满族统治者致力于在东北地区建立多民族联合体。民族界限在旗人中变得模糊而有弹性，主要的机制在于把各种各样的族群融合为一个高效率的军事组织。在满族建国的这一关键时期，自身利益和作战效率毫无疑问比民族区分更为重要。“以每个人的文化背景为基础”来划分群体，康熙皇帝愿意把来自蒙古或汉军的整个族群并入满洲八旗。然而在18世纪，政治气氛就完全不同了。

对明王朝领土的征服已经完成，大清帝国的基础更为稳固了。清朝统治者对他们优先考虑的事项做了重大调整。柯娇燕描述了八旗爵位和其他职位的世袭封授在互相竞争的候选人中引发了激烈争执，导致皇帝和皇帝先后发布谕旨，命令所有旗人编撰宗谱。他们注意到，宗谱从口耳相传到形诸文字的变化，强化了满族人的宗亲观念——这些观念在16世纪和17世纪初要比18世纪末更为飘忽不定。统治精英集团中的身份认同变成了家族血统之事。乾隆时期，试图保持满族认同的诸项政策（参阅第一章）强化了对种族的重视。

伴随宗谱编撰而生的另一个趋向在旗人中强化了种族的分别。乾隆皇帝对“贰臣”——侍奉两个朝廷的人——的重新认识，以及他对早期历史的重新撰写（旨在体现其“坚持绝对忠于对一个人有养育之恩的朝廷”的思想），就是对清王朝的新立场的生动注解。由于不再有任何挑战者，清王朝要努力维持现状了。为了继续把的“忠君”思想作为一种抽象的价值观来加以弘扬，朝廷舍弃了归顺满族大业的汉族官员的记忆。到了此时，这些汉族官员对大清的忠诚或要受到指责。

对“贰臣”的重新评价是与皇家对汉军的态度的转变相始终的。在18世纪末和 19世纪，削减旗人津贴的意图对满洲旗人有利，而对汉军则形成严重打击。许多汉军被开除旗籍，成为普通百姓。简言之，统治者越来越把汉军视为“汉人”而不是征服精英集团的成员了。同样的趋势也体现于帝国对待臣民的各项政策中。弘历把自己视为统一帝国治下的各个民族的唯一君王，这也推动了征服者精英集团内部认同各自文化的观念的形成和普及。皇帝本人力求使人人满意，而其臣民——蒙古人、藏族人和讲突厥语的穆斯林——则在宗教、语言和传统习俗方面保持着明显的民族特色。乾隆皇帝实施的各项政策使这些民族的领袖人物在清末民初公开宣布了本民族的奋斗目标。这也是乾隆时期朝廷的帝国观所造成的一个后果。

满族人创建了一支多民族的战斗力量——八旗军，授予功勋卓著的满族、蒙古族和其他民族的领袖人物以贵族头衔。作为大清统治的重要支柱，这些八旗贵族被历史渊源、帝王恩宠和通婚等维系到皇室周围。八旗精英的核心圈由属于皇室宗亲爱新觉罗一脉的亲王组成。王公、八旗贵族和旗人被精心地与明朝降民区分开来，他们在有清一代的大部分时间掌控着内廷。在17世纪和18世纪初，皇帝成功地取消了王公的自主权，使所有贵族都臣服于皇帝的意志。这样一来，皇帝就可以在管理帝国的过程中让征服者精英集团与汉族文人相互制衡了。

旗人

清代的社会—政治结构向满洲、蒙古和汉军旗人提供了各种特权。他们都是八旗旗人，而八旗制度是创建具有长远历史意义的新的身份认同的主要制度。八旗始建于1601年，是一种规模较大的军民一体化组织，用以取代努尔哈赤早期作战时使用的规模较小的狩猎小队。旗由多个牛录组成，每个牛录由（至少在理论上）300个作战家庭组成。满族人、蒙古人、汉人和其他加入努尔哈赤及其亲戚的队伍的人都以牛录为单位编入八旗。八旗遂成为办理登记、征兵、征税、动员各部族和1644年前加入满族大业的人们的行政管理单位。 1616年创建的满洲八旗不断扩大，到1635年有了蒙古八旗，到1742年有了汉军八旗。征服中国的大业就是由这些多民族组成的军队完成的。

八旗组织把东北的各族民众聚集到一个政权之下，从而促进了满洲国家的创建。旗人的民族背景与八旗的民族界限并不总是一致的。有学者对1644年以前的档案材料加以仔细分析后指出，1635年以前创建的每一个旗都有一支蒙古骑兵。1635年蒙古八旗建立以后，一些蒙古骑兵仍留在满洲八旗。满洲八旗中还有朝鲜族和汉族牛录：前者属于正规部队，后者则是包衣牛录，为旗主和大汗扛旗抬鼓。在镶黄旗中甚至还有一个俄罗斯牛录，是由在17世纪末的历次战斗中被俘获的俄罗斯士兵组成的。

除了17世纪40年代的一个短暂时期外，旗人（无论是满洲、蒙古还是汉军八旗的旗人）都与被征服的汉族民众明显地区别开来。他们是自由人，与世袭包衣截然不同，后者是被编入八旗牛录为奴的蒙古族、朝鲜族和汉族战俘。包衣，特别是17世纪末改由皇帝直接掌握的上三旗（镶黄旗、正黄旗和正白旗）的包衣，也被委以内务府的重要职务（参阅第五章）。旗人由单独的法律加以约束，他们被禁止与被征服的汉人通婚。至少在理论上他们是由国家供养的，政府让他们驻扎在全国的战略要地和东北、华北的牧场里。尽管一些旗人被逐渐同化——生活在中原各要塞的旗人失去了讲满语的能力，但在汉人的眼中，他们仍然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群体。

旗人与八旗贵族的关系是由历史传统和努尔哈赤的建国活动形成的。随着旗主贝勒地位的上升，旗人或诸申——16世纪女真社会中最大的一个群体——的地位逐渐降低。“贝勒”一词最初是指首领，甚至只有很少下属的首领。例如，努尔哈赤就是16世纪 80年代初期的5个宁古塔贝勒之一，当时他手下至多有500人。在此阶段，努尔哈赤与其下属，也即他的同伴（古出）的关系，是比较亲密的，他只是他们的领头人。

自16世纪90年代努尔哈赤巩固了对建州女真的控制并开始降服海西女真后，这种局面发生了变化。诸申一词有了奴隶的含义。 1600年后，努尔哈赤可以惩罚甚至奴役他的诸申。与此同时，战场上的胜利使女真社会中的奴隶人口越来越多，而这个群体在努尔哈赤青年时期是很小的。这个群体的成员后来被编入了八旗的包衣牛录（参阅第五章）。

1644年，就在进入中原之前，满族社会被分成了不同的层级：人数不多的精英集团，他们拥有特权，其地位来源于显赫军功；人数众多的作战家庭，处于从属地位；人数日益增多的战俘，被贬为奴。这些人都以牛录为单位编入八旗，继续遵奉老的氏族称号（穆昆）。牛录由数个不同的氏族组成，其中最强大的氏族首领往往被称为牛录额真（牛录首领）。牛录是八旗的基本组成单位，由固山额真（旗首领）统率，他们都是著名的军事将领。固山额真之上是旗主（贝勒），他们是的儿子或其他近亲。贝勒和昂邦（理政听讼大臣）都是满洲国家参与最高决策的官员。

除了继承世袭军事职位以外，旗人也开始按特定比例在科举考试中参与竞争，并进入清朝的官僚体系。中央政府的六部尚书，一半由旗人担任；总督一般由旗人出任，而巡抚通常是汉人。这是大清联合统治制度的一个基本要素，旨在确保前明土地不被汉臣完全掌控。有一项研究表明，雍正皇帝委任的21位“内阁高级官员”中，有12人来自皇帝直属的上三旗。旗人也与皇亲一起积极参与了清朝的统治。

满洲贵族

世袭的八旗贵族是由非皇室嫡亲和不属于宗室的爱新觉罗组成的（参阅下文）。努尔哈赤给予率众来归的东北部族首领大量奖赏，赐予他们妻子、奴隶、良马、军职和世袭头衔，其中持续最久的是八旗牛录首领的头衔。1615年，努尔哈赤委任了五个理政听讼大臣（昂邦），他们是努尔哈赤最著名的非亲戚部属，他们的历史可用以说明满洲贵族集团的形成过程。这五个人是：额亦都（1562—1621），1587年他在努尔哈赤早期发动的一次战役中攻占巴尔达城后被称为巴图鲁（英雄）；费英东扎尔固齐（律法制订者，1564—1620），被誉为“努尔哈赤最有价值的部属”；何和礼（1561—1624）；扈尔汉（1576— 1623），他“是努尔哈赤当做亲生儿子一样养大的”；安费扬古（1559—1622）。

他们当中有几位是通过婚姻与努尔哈赤结盟的。与其他非汉族政权一样，清帝国在禁止与降服的前明民众通婚的同时，也利用通婚来加强与内亚盟友之间的关系（参阅第四章）。额亦都娶了努尔哈赤的妹妹；何和礼娶了努尔哈赤的长女；费英东娶了努尔哈赤的长孙女。他们在战斗中都表现得异常英勇，为满族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据他们的官方传记记载，他们都是 “一等大臣”，但这似乎是个一般性的称谓，没有具体的官阶内涵。1620年，为了使八旗组织更为完善，努尔哈赤给八旗官职使用了汉名。他委任额亦都为左翼总兵官；费英东也成了左翼总兵官——左翼是由各旗集结而成的两大主力之一。费英东、安费扬古及何和礼均被封为固山额真，这是旗主之下最高的职位，后来改称为都统。以上内容由历史新知网整理发布(www.lishixinzhi.com)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部分内容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